第385章
他这样说：“汉朝时的前两位宰相萧何、曾参是冤家，曾参接班时却不改动萧何的成法。现在新法是陛下亲自建立，由上一任首相王安石协助完成，下一任首相吴充就要以私仇败坏，这是什么品德？何况来回变动，让下面的老百姓怎么适应？”
一句话，吴充你的人品有问题！
吴充下课，接任的是王珪。王珪是神宗朝里的一大活宝，这人号称“三旨宰相”，即上朝“取圣旨”，在朝“领圣旨”，下朝“已得圣旨”，是一位非常难得的贴身秘书，至于首相的权威、责任、义务，他全都扔到了一边。
其余的官儿跟他也差不多，基本上都是些废物。想介绍他们都不知从哪儿下手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到南宋时圣人朱熹出世后有句话是经典的答案。那时朱熹的弟子问，王安石为何没能第三次拜相，继续改革，反而让一群乌合之众立于朝廷？
朱熹一笑，这位圣人有个爱好，他身在南宋，资料不多，可把北宋的每一位皇帝、每一个大臣都尽情品评了一遍，其中就有这时满朝皆废物的答案。
他说，神宗已经尽得荆公技俩，何必再用？熙宁十年之后，事无大小，都由自做，所谓的大臣，只是用一群庸人留在身边，随时指使而已。
一语道破天机，这才是王安石走后宋朝政治格局的真相。同时也是中国历史里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——除开国皇帝和第一首宰相之外，任何一位强势皇帝身边，都没法同时生存一位铁血宰相。
就连王安石也不例外，一旦宋神宗羽毛丰满，他就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。这一点，是宋朝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的最大区别，它主导了整个北宋的命运。
神宗当家作主之后，事情容易了很多。王安石在金陵开始隐居岁月，司马光在洛阳闭门……哦，不，是半埋在地底下著书。新旧两派的党羽连同他们的党魁一起集体休息，剩下的人都成了尽心尽职的办事员，在王安石创建的各种新法里面老实工作。
只是无论他们怎样努力，神宗左看右看，总是觉得他们不顺眼。
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乱了，站在高处往下看，三省、六部、二十四司秩序井然功能齐全，可是无数的办公职员闹哄哄的蹿来转去，在各个办公室乱走，根本分不出谁是哪部分的，应该干什么活儿。如果谁有心情抓住其中一个人问，你是哪儿的？
俺是兵部的。
好，你在干什么？
俺在调配澶州的大白菜进京……这就是北宋一直以来的办公方式。你是兵部的人，可管不了兵部的事，兵部只是他领薪水的衙门。其余的状况以此类推，就连宰相、枢密等顶级高官的职能也被层层分割，别说办点实事，就连提高些效率都做不到。
想改？那就要小心晚上做噩梦了，上至赵匡胤、下至赵光义，连同真宗、仁宗、英宗都会集体莅临，给乖乖重孙子神宗上教育课。
这是宋朝制约臣子，保住江山的重要手段。内部垫床架屋把职能名份搞混，外部强干弱枝把兵权收回，只要这两点在，神州大地就会永远姓赵。
历史证明，这一点绝对正确。唯一的例外就是危机从外边来了……现在神宗要做的事，就是把祖宗家法拆散了，把这一整套内外结合自我阉割、毁灭民族血性力量的操蛋办法重组，让行政机构重新焕发活力。说来汉民族在古代之所以能屹立在世界之巅，凭借的是什么？不是财富，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就决定了他们永远不可能是最有钱的人。哪怕是宋朝，也只是些浮财，一但战争、水旱灾发生，财富链条立即崩断；同时也不是战斗力，从总体分析，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战斗总胜负居于劣势。
之所以能一脉相承，屹立不倒，成为５０００年里唯一本源传承下来的四大文明古国，中国人最强大的武器是行政机构。它的健全和有效运行，才能让中国一直以大国的身份存在。
如果还有别的什么原因，或许就是极其飘渺，但又笼罩着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。
这两点好不好呢？说实话，还真是不好说。放眼全世界各个种族，现有的三大种类生存环境——大陆、海洋、岛屿，挨个比较，中国的这两个特色很让人郁闷。
海洋国家极力向外部开放，勇于冒险，哪怕起步很晚土地贫瘠，这种精神注定了给他们带来发展和财富。并且他们的心灵很单纯，就是奔着钱、利益去，没什么善恶了、道德了、天理了之类的自我约束。例子是欧洲大陆最早发达的几个国家，如西班牙、荷兰；
岛屿国家更生猛些，它们是三种环境里最恶劣的，可纵观世界，它们带来的破坏是最大的。例子是英国和日本。这两个国家面积超级小，自然资源少到可怜。比如日本，全境除了温泉之外，只有些劣质的铁和煤。按说这样已经很衰了，可惜还没衰到家。
日本列岛上还有火山……动不动就墙倒屋塌财富归零，为了省事，他们的房子基本上都用最简单的木料搭建，非常方便烧了盖，盖了再烧。
就是在这样绝望的环境里，蹿出来一个可恶、可厌但也可怕的种族，日本人为了生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走抢劫路线，以抢劫各国资源求发展。二战之后被打残了，开始走经济路线，全面发展加工业和贸易，就算没有资源，也一样会把各国的钱搂到身边来。
回头看中国。
我们的特色是“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”。这是从小学课本就一直在宣扬的骄傲点，可惜危机也伏在这８个字上。地方太大，人口太多，直接后果就是一盘散沙，窝里反。托秦始皇赢政大哥的福，中国在别的种族还在树上睡觉时就有了统一的中央集权。
有了这个，才变成了人多力量大。其间哪怕经历了多少次朝代变更、外族入侵，统一的格局都没有变，家国认知感一直牢牢地存在。
这是托了“极其飘渺，但又笼罩着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。”福，可恨的是，这玩意儿也有副作用。
根深蒂固的家园、祖先、血脉等观念被无限级放大，产生出了“父母在不远游”的行为指南，让一代代的中国人在最年青最冲动最有发展的年龄，被牢牢地摁在了四合院里。
敬祖情结在乡村衍生出各种各样离奇古怪、臭不可闻的规矩；在朝廷里变成了“利不百，不变法”、“祖宗成法不可改”等圣经。
这些条条框框是中国人给自己下的诅咒，活在里边渐渐地适应了，对外界的东西不仅失去了兴趣，还统统地嗤之以鼻，在１００多年前还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种族……说了这么半天，只是要正视自身，发现问题。
好了，回到宋神宗时期，以行政机构本身就有缺陷的特性，加上赵匡胤等人故意加上去的毛病，大家应该明白精减部门重新规划的必要性了。宋神宗想来想去，他创建了一个有宋朝特性的唐朝官职社会。
他拿出了一本书，名字叫《唐六典》。里边写的是唐朝的官职功能表。以这个为蓝本，重新规划宋朝的官职。我们把超级罗嗦、规范的名词都扔到一边，可以精减出两大原则。
第一，以阶易官，减少等第。
官，指的是寄禄官。就是上面说过的兵部的人管户部的事，但还要在兵部开工资。那么兵部的职位就是他的寄禄官。现在取消了，一率以相应的阶官代替。
新的阶官一共有２５阶，比旧的寄禄官少了１７阶。新官品仍然是９品制，每品分为正、从，共１８阶。比旧官品少了１２阶。
第二，三省六部，循名责实。
顾名思义，就是各个衙门从今往后叫什么名，就去办什么事。权力回归，谁也不许越界。要注意的是有些名称也从此变了。
比如三省，元丰年间改制之后，恢复到了唐朝的中书省主决策、门下省主封驳、尚书省主执行的旧制。宰相们的办公室不叫中书门下了，改称“都堂”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名称也取消了，以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”为首相，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”为次相。
左为首，右为次，看着很传统，可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。沿用唐制，中书省取旨，门下复奏，尚书施行的原则，实权在右相的手里。
其它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除了最大的一个原则。东西两府分权，军政分开这点宋朝最大的立国之本，宋神宗是没动的。东府宰相，西府枢密，仍然分庭抗礼，没像唐朝那样集中在宰相一人身上。
做完了这一点，实际上宋神宗已经同时完成了司马光、王安石两人的心中各自最完美的社会。熙宁改革之前，这两人一个说要开源，一个说要节流。
现在王安石的开源全国辅开，各项新法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向国库滚滚而来；司马光的节流，减少开支、消减官位也已经达到。
一出一入之间，形势是开国以来最好。同一时间内，政、财两项之外的军事也逐渐完善了。这一点的重要性，半点都不比行政、财务两项的改革小。
宋朝原来的军制是“更戎法”，赵匡胤为了不让任何将军掌握士兵，规定全国每支军队都要定期换防，兵走将不动，造成“兵不识将、将不识兵”，永远别想拥兵自重。后果大家都知道了，除了赵匡胤亲自率领的第一代宋军之外，军队素质直线下降。
这一点最初是被范仲淹打破的。为了对抗李元昊，西北长期驻扎重兵，几十年间兵将紧密配合，形成了西北军团独一无二的战斗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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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句话，吴充你的人品有问题！
吴充下课，接任的是王珪。王珪是神宗朝里的一大活宝，这人号称“三旨宰相”，即上朝“取圣旨”，在朝“领圣旨”，下朝“已得圣旨”，是一位非常难得的贴身秘书，至于首相的权威、责任、义务，他全都扔到了一边。
其余的官儿跟他也差不多，基本上都是些废物。想介绍他们都不知从哪儿下手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到南宋时圣人朱熹出世后有句话是经典的答案。那时朱熹的弟子问，王安石为何没能第三次拜相，继续改革，反而让一群乌合之众立于朝廷？
朱熹一笑，这位圣人有个爱好，他身在南宋，资料不多，可把北宋的每一位皇帝、每一个大臣都尽情品评了一遍，其中就有这时满朝皆废物的答案。
他说，神宗已经尽得荆公技俩，何必再用？熙宁十年之后，事无大小，都由自做，所谓的大臣，只是用一群庸人留在身边，随时指使而已。
一语道破天机，这才是王安石走后宋朝政治格局的真相。同时也是中国历史里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——除开国皇帝和第一首宰相之外，任何一位强势皇帝身边，都没法同时生存一位铁血宰相。
就连王安石也不例外，一旦宋神宗羽毛丰满，他就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。这一点，是宋朝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的最大区别，它主导了整个北宋的命运。
神宗当家作主之后，事情容易了很多。王安石在金陵开始隐居岁月，司马光在洛阳闭门……哦，不，是半埋在地底下著书。新旧两派的党羽连同他们的党魁一起集体休息，剩下的人都成了尽心尽职的办事员，在王安石创建的各种新法里面老实工作。
只是无论他们怎样努力，神宗左看右看，总是觉得他们不顺眼。
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乱了，站在高处往下看，三省、六部、二十四司秩序井然功能齐全，可是无数的办公职员闹哄哄的蹿来转去，在各个办公室乱走，根本分不出谁是哪部分的，应该干什么活儿。如果谁有心情抓住其中一个人问，你是哪儿的？
俺是兵部的。
好，你在干什么？
俺在调配澶州的大白菜进京……这就是北宋一直以来的办公方式。你是兵部的人，可管不了兵部的事，兵部只是他领薪水的衙门。其余的状况以此类推，就连宰相、枢密等顶级高官的职能也被层层分割，别说办点实事，就连提高些效率都做不到。
想改？那就要小心晚上做噩梦了，上至赵匡胤、下至赵光义，连同真宗、仁宗、英宗都会集体莅临，给乖乖重孙子神宗上教育课。
这是宋朝制约臣子，保住江山的重要手段。内部垫床架屋把职能名份搞混，外部强干弱枝把兵权收回，只要这两点在，神州大地就会永远姓赵。
历史证明，这一点绝对正确。唯一的例外就是危机从外边来了……现在神宗要做的事，就是把祖宗家法拆散了，把这一整套内外结合自我阉割、毁灭民族血性力量的操蛋办法重组，让行政机构重新焕发活力。说来汉民族在古代之所以能屹立在世界之巅，凭借的是什么？不是财富，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就决定了他们永远不可能是最有钱的人。哪怕是宋朝，也只是些浮财，一但战争、水旱灾发生，财富链条立即崩断；同时也不是战斗力，从总体分析，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战斗总胜负居于劣势。
之所以能一脉相承，屹立不倒，成为５０００年里唯一本源传承下来的四大文明古国，中国人最强大的武器是行政机构。它的健全和有效运行，才能让中国一直以大国的身份存在。
如果还有别的什么原因，或许就是极其飘渺，但又笼罩着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。
这两点好不好呢？说实话，还真是不好说。放眼全世界各个种族，现有的三大种类生存环境——大陆、海洋、岛屿，挨个比较，中国的这两个特色很让人郁闷。
海洋国家极力向外部开放，勇于冒险，哪怕起步很晚土地贫瘠，这种精神注定了给他们带来发展和财富。并且他们的心灵很单纯，就是奔着钱、利益去，没什么善恶了、道德了、天理了之类的自我约束。例子是欧洲大陆最早发达的几个国家，如西班牙、荷兰；
岛屿国家更生猛些，它们是三种环境里最恶劣的，可纵观世界，它们带来的破坏是最大的。例子是英国和日本。这两个国家面积超级小，自然资源少到可怜。比如日本，全境除了温泉之外，只有些劣质的铁和煤。按说这样已经很衰了，可惜还没衰到家。
日本列岛上还有火山……动不动就墙倒屋塌财富归零，为了省事，他们的房子基本上都用最简单的木料搭建，非常方便烧了盖，盖了再烧。
就是在这样绝望的环境里，蹿出来一个可恶、可厌但也可怕的种族，日本人为了生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走抢劫路线，以抢劫各国资源求发展。二战之后被打残了，开始走经济路线，全面发展加工业和贸易，就算没有资源，也一样会把各国的钱搂到身边来。
回头看中国。
我们的特色是“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”。这是从小学课本就一直在宣扬的骄傲点，可惜危机也伏在这８个字上。地方太大，人口太多，直接后果就是一盘散沙，窝里反。托秦始皇赢政大哥的福，中国在别的种族还在树上睡觉时就有了统一的中央集权。
有了这个，才变成了人多力量大。其间哪怕经历了多少次朝代变更、外族入侵，统一的格局都没有变，家国认知感一直牢牢地存在。
这是托了“极其飘渺，但又笼罩着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。”福，可恨的是，这玩意儿也有副作用。
根深蒂固的家园、祖先、血脉等观念被无限级放大，产生出了“父母在不远游”的行为指南，让一代代的中国人在最年青最冲动最有发展的年龄，被牢牢地摁在了四合院里。
敬祖情结在乡村衍生出各种各样离奇古怪、臭不可闻的规矩；在朝廷里变成了“利不百，不变法”、“祖宗成法不可改”等圣经。
这些条条框框是中国人给自己下的诅咒，活在里边渐渐地适应了，对外界的东西不仅失去了兴趣，还统统地嗤之以鼻，在１００多年前还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种族……说了这么半天，只是要正视自身，发现问题。
好了，回到宋神宗时期，以行政机构本身就有缺陷的特性，加上赵匡胤等人故意加上去的毛病，大家应该明白精减部门重新规划的必要性了。宋神宗想来想去，他创建了一个有宋朝特性的唐朝官职社会。
他拿出了一本书，名字叫《唐六典》。里边写的是唐朝的官职功能表。以这个为蓝本，重新规划宋朝的官职。我们把超级罗嗦、规范的名词都扔到一边，可以精减出两大原则。
第一，以阶易官，减少等第。
官，指的是寄禄官。就是上面说过的兵部的人管户部的事，但还要在兵部开工资。那么兵部的职位就是他的寄禄官。现在取消了，一率以相应的阶官代替。
新的阶官一共有２５阶，比旧的寄禄官少了１７阶。新官品仍然是９品制，每品分为正、从，共１８阶。比旧官品少了１２阶。
第二，三省六部，循名责实。
顾名思义，就是各个衙门从今往后叫什么名，就去办什么事。权力回归，谁也不许越界。要注意的是有些名称也从此变了。
比如三省，元丰年间改制之后，恢复到了唐朝的中书省主决策、门下省主封驳、尚书省主执行的旧制。宰相们的办公室不叫中书门下了，改称“都堂”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名称也取消了，以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”为首相，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”为次相。
左为首，右为次，看着很传统，可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。沿用唐制，中书省取旨，门下复奏，尚书施行的原则，实权在右相的手里。
其它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除了最大的一个原则。东西两府分权，军政分开这点宋朝最大的立国之本，宋神宗是没动的。东府宰相，西府枢密，仍然分庭抗礼，没像唐朝那样集中在宰相一人身上。
做完了这一点，实际上宋神宗已经同时完成了司马光、王安石两人的心中各自最完美的社会。熙宁改革之前，这两人一个说要开源，一个说要节流。
现在王安石的开源全国辅开，各项新法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向国库滚滚而来；司马光的节流，减少开支、消减官位也已经达到。
一出一入之间，形势是开国以来最好。同一时间内，政、财两项之外的军事也逐渐完善了。这一点的重要性，半点都不比行政、财务两项的改革小。
宋朝原来的军制是“更戎法”，赵匡胤为了不让任何将军掌握士兵，规定全国每支军队都要定期换防，兵走将不动，造成“兵不识将、将不识兵”，永远别想拥兵自重。后果大家都知道了，除了赵匡胤亲自率领的第一代宋军之外，军队素质直线下降。
这一点最初是被范仲淹打破的。为了对抗李元昊，西北长期驻扎重兵，几十年间兵将紧密配合，形成了西北军团独一无二的战斗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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