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38章
可回答是，县官不知道。这就比较郁闷了，让身为首长的王安石怎么发力呢？民众自发行为，１０００多个，就算有什么罪名，大家分一下，还剩下什么？
王安石清楚，他必须得离开家，去上朝了。官场经验告诉他，这件事肯定己经轰动整个开封都城，消息瞬间就会传进皇宫里，在那里，才是他真正的战场。
他告诉这些乡民，事情还是要走法律程序，去找开封府的上一级单位御史台，让那里受理追查。这件事就从这里形成了两个版本，分为王安石版，以及御史台版。
当时的御史中丞名叫杨绘，他的做法比开封府还要帅，面对捧着状纸的乡民，他直接声明本衙门只受理官员纠纷，你们这些平头百姓根本不够资格让我们操心。立即散了！这回乡民们很听话，都走了。可是人走了之后，杨绘才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
他立即派出大批手下，去调查到底怎么回事。很快调查结果出来了，是因为王安石的手下，不根据官府原有的户籍帐本去划分等级，私自先划分好了，直接分配到下面县里去执行。才造成了东明县里下五等变成上三等的闹剧。
所以结论得出，新法集团完全是瞎胡闹，并且存心恶毒，变着法儿的剥削小民。必须及早废除，才能恢复天朝上国的祥和秩序！
可是王安石那边很快也有了自己的说法。东明县的县官名叫贾藩，查履历他是现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的前部属，是他擅自修改了东明县里户籍等级。要强调的有三点，第一，他不是变法派，一直是反对派；第二，他这么做是不是有人指使，比如说德高望重的文彦博大人，可没谁敢这么说；第三，他现在己经逃离职守，从东明县逃进了东京城。可在哪里，就是搜不到。
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，不了了之了。从来没有谁去分辨这两个版本谁对谁错，并不是说分辨不出，而是没有必要。
在一千多年前，宋神宗不会去分辨的。己经够闹的了，何况这只是个个案，为了缓和矛盾，让新法尽量快、平衡地推行，根本没必要把事搞大，你死我活。
在一千多年以后，我们也没必要去分清楚是谁在说谎，我啰嗦这么一大堆，一来是历史上发生了这件事，二来也是让大家能清楚地看到，当年在皇帝的眼皮底下，关于新法的推行，都有人敢耍花样。
时间终于进入了宋熙宁五年（公元１０７２年），在这一年里，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，之前所有举措的核心内容，终于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。
为什么他的步调走得那样急，为什么不先把“吏治”等前期工作做足，都有了答案——战争、吐蕃、西夏、辽国。
这个问题表面上可以用熙宁变法的另一个常见词“富国强兵”来概括，但太不准确了。细想一下，富国与强兵有统一性吗？根本没有，甚至正好相反。
世界历史证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越穷的国家，战斗力反而越强，一但国家富裕了，百姓们有钱了，战斗力反而直线下降。
至少这一点，在冷兵器时代绝对是真理。例子非常多，比如罗马帝国毁于蛮族，西晋时五胡乱中原，还有这时活生生的北宋灭亡记，以及灭掉北宋的金国在更野蛮更落后的蒙古人面前死得有多惨。
所以这个“富国强兵”，只是个便于宣传的口号而已，根本与事实联系不起来。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迅速地筹集军费。
只此一个目的，别无其它。
这个结论我想会让很多人不爽，因为在此之前，几乎所有的史书，尤其是近现代的著作里，都把改革的目的与王安石、宋神宗的个人追求，心性表现结合起来谈。比如他们是爱国爱民的，是有远大理想的，甚至是走在时代的前面，要改造行将腐朽的宋帝国而努力的罕见圣贤。
这些，在我看来，只有一句话的回答——没有深究。
仔细研究变法的前因后果，会发现一个事实。宋神宗、王安石肯定是炙烈地热爱着自己的国家，以振兴华夏为己任，尤其是宋神宗，他的目的是想让国家富强，打垮西夏，收复燕云，威服辽国，恢复汉唐时代的辉煌。这是超越了宋太祖赵匡胤、太宗赵光义终生成就的伟大抱负。
只是实现的步骤过程，绝不是人们平时所想像的那样充满了传统意义上的仁爱道德，他们所选择的振兴之路非常凶险，是一个速成之法。而这个法，是一把可怕的双刃剑，从始至终，如果想成功的话，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。
首先一步，就要把军队战争所需要的钱准备充足。现在我们就看一下，是怎样得出的这个结论——“变法=军费”之谜。
研究王安石变法，一般来说，历代有两种层次。第一，就事论事。这是根据王安石新法的每条逐个细想，与旧法相对照，再结合宋朝当时国情，来分析出他是错是对，是先进还是蛮干。
基本这种分析，最多只能得出来宋朝当时必须要变法，不管有没有王安石，神宗都得变。只是有了王安石，变得更彻底、更矛盾、更惨烈而已。
所以，从立意上说，王安石是绝对对的；可是从细节上说，司马光等人也有道理。这就是历代最常见的一种论调查。
第二个层次，就是跳到历史的天空中去，结合历代史实知识，来分析王安石新法是他独创的吗？如果不是，前人实行过程中的效果怎样？
这种分析法出现，王安石的高大形象就会萎缩不少。因为查历史书就会清楚，他的新法极少有是他独创的，比如青苗法。总有人强调，这是他在做底层官员时，在某地实行过，效果非常好，才在全国推广的。不，不是这样。
青苗法起源于唐朝中后叶，唐朝中央政权被各路藩镇分割，除了军队数量不足外，更悲惨的是没钱。青苗法就在那时出现，其主要目的就是为皇帝创收。
什么救民不救民的，皇帝都快饿死了，还谈什么老百姓。
再比如均输法，它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期。由桑弘羊这位在近期宋史里频频出现，每次都和王安石挂钩，被反对派骂得狗血淋头。其实也该骂，均输法都是汉武帝与匈奴掐架掐得最狠，搞得军费飞腾，国库见底时搞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。
前后一共搞了两次，国内矛盾激烈程度比这时的宋史只高不低，可真的帮助汉武帝度过了难关。再比如方田均税法、保甲法、保马法等其它法令，也能在各代史书中找到实施过的根据。于是结论出现，王安石的学识绝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超逸绝伦，冠盖当时。
他最多只是个传道者，往好里说是集古人之大成，刻薄些相当于文贼，偷窃古人成法，而且是效果不佳名声不好的各种法，真是脑子短路，难怪把宋朝搞得官场混乱、党争剧烈、外交僵化、经济崩溃，直至几十年后亡国……
持这种理论的主要有后来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，以及后来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阶级，也就是国家的官方认知。
但这就够了吗？除此两层认识之外，就没有别的疑问存在了吗？比如说，王安石、宋神宗就算再白痴，他们作为当事人，总会知道这些法令在当时朝代里的成绩吧？
有那样的前科，怎么还会玩命的推行，不遗余力，不留余地，拿自己的国家猴耍，不耍死不罢休？
很显然他们都清楚，那么还这样做了下来，就一定有他们的用意。这就必须得有第三个层次的答案才能解释得清。
即“军费”说。
得出这个结论，首先要站在前两层认识的肩膀上，了解了第一层中宋朝当时的现状，再结合第二层里分析出的明知新法有弊，却知难而进的行为，再当一回事后诸葛亮，参照之后宋朝七八年间发生的事情，才会得出“军费”说的结论。
而它的萌芽，却种在宋神宗刚刚登基的时候。
我们回忆，他上台之后曾经第一时间“求言”，让大家针对国事敞开了说。就在当时众多顶级大佬们的发言里，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曾经也写过一篇奏章，这篇奏章和这个人在这之前什么都不是，而之后，他成了北宋史上一段最有争议，也最为辉煌的军事传奇。
有一个疑问，一直以来，提起宋朝的军人，如果要排名的话，三百年间第一人没有任何争议，是岳飞。具体到北宋，有人说是潘美，有人说是狄青。
说潘美，那是从战绩上讲，平南汉灭南唐，攻燕云战辽国，潘美是宋初时汉人最强的将军，这无可争议。远比“模范军人”曹彬强万倍；说是狄青，公平地讲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悲悯苍凉的无奈情结。
自古英雄多悲剧，狄青的一生太不公平了。
但是事实上，北宋还有一个人，他的战绩堪与潘美媲美，相比绝不逊色，甚至尤有过之。而他的悲情之处更远在狄青之上。狄青千年传诵，而这个人始终处在争议的漩涡里，被历代的写史、传史的士大夫阶层有选择地忘记。
他的名字叫王韶。
王韶，字子纯，江州德安人。他首先是一个文人，走的是一条正统之路。考中了进士，当上了一个小官，分配在新安县任主簿，后调到建昌军当司理参军。
他很求上进，任期中参加了制科试，可惜这一次他落榜了。就在这时，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，堪称官场不着调行为的经典。
他弃官不做，出去旅游了。而且看他选择的路线，就知道他肯定是脑筋秀斗无可救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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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清楚，他必须得离开家，去上朝了。官场经验告诉他，这件事肯定己经轰动整个开封都城，消息瞬间就会传进皇宫里，在那里，才是他真正的战场。
他告诉这些乡民，事情还是要走法律程序，去找开封府的上一级单位御史台，让那里受理追查。这件事就从这里形成了两个版本，分为王安石版，以及御史台版。
当时的御史中丞名叫杨绘，他的做法比开封府还要帅，面对捧着状纸的乡民，他直接声明本衙门只受理官员纠纷，你们这些平头百姓根本不够资格让我们操心。立即散了！这回乡民们很听话，都走了。可是人走了之后，杨绘才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
他立即派出大批手下，去调查到底怎么回事。很快调查结果出来了，是因为王安石的手下，不根据官府原有的户籍帐本去划分等级，私自先划分好了，直接分配到下面县里去执行。才造成了东明县里下五等变成上三等的闹剧。
所以结论得出，新法集团完全是瞎胡闹，并且存心恶毒，变着法儿的剥削小民。必须及早废除，才能恢复天朝上国的祥和秩序！
可是王安石那边很快也有了自己的说法。东明县的县官名叫贾藩，查履历他是现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的前部属，是他擅自修改了东明县里户籍等级。要强调的有三点，第一，他不是变法派，一直是反对派；第二，他这么做是不是有人指使，比如说德高望重的文彦博大人，可没谁敢这么说；第三，他现在己经逃离职守，从东明县逃进了东京城。可在哪里，就是搜不到。
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，不了了之了。从来没有谁去分辨这两个版本谁对谁错，并不是说分辨不出，而是没有必要。
在一千多年前，宋神宗不会去分辨的。己经够闹的了，何况这只是个个案，为了缓和矛盾，让新法尽量快、平衡地推行，根本没必要把事搞大，你死我活。
在一千多年以后，我们也没必要去分清楚是谁在说谎，我啰嗦这么一大堆，一来是历史上发生了这件事，二来也是让大家能清楚地看到，当年在皇帝的眼皮底下，关于新法的推行，都有人敢耍花样。
时间终于进入了宋熙宁五年（公元１０７２年），在这一年里，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，之前所有举措的核心内容，终于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。
为什么他的步调走得那样急，为什么不先把“吏治”等前期工作做足，都有了答案——战争、吐蕃、西夏、辽国。
这个问题表面上可以用熙宁变法的另一个常见词“富国强兵”来概括，但太不准确了。细想一下，富国与强兵有统一性吗？根本没有，甚至正好相反。
世界历史证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越穷的国家，战斗力反而越强，一但国家富裕了，百姓们有钱了，战斗力反而直线下降。
至少这一点，在冷兵器时代绝对是真理。例子非常多，比如罗马帝国毁于蛮族，西晋时五胡乱中原，还有这时活生生的北宋灭亡记，以及灭掉北宋的金国在更野蛮更落后的蒙古人面前死得有多惨。
所以这个“富国强兵”，只是个便于宣传的口号而已，根本与事实联系不起来。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迅速地筹集军费。
只此一个目的，别无其它。
这个结论我想会让很多人不爽，因为在此之前，几乎所有的史书，尤其是近现代的著作里，都把改革的目的与王安石、宋神宗的个人追求，心性表现结合起来谈。比如他们是爱国爱民的，是有远大理想的，甚至是走在时代的前面，要改造行将腐朽的宋帝国而努力的罕见圣贤。
这些，在我看来，只有一句话的回答——没有深究。
仔细研究变法的前因后果，会发现一个事实。宋神宗、王安石肯定是炙烈地热爱着自己的国家，以振兴华夏为己任，尤其是宋神宗，他的目的是想让国家富强，打垮西夏，收复燕云，威服辽国，恢复汉唐时代的辉煌。这是超越了宋太祖赵匡胤、太宗赵光义终生成就的伟大抱负。
只是实现的步骤过程，绝不是人们平时所想像的那样充满了传统意义上的仁爱道德，他们所选择的振兴之路非常凶险，是一个速成之法。而这个法，是一把可怕的双刃剑，从始至终，如果想成功的话，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。
首先一步，就要把军队战争所需要的钱准备充足。现在我们就看一下，是怎样得出的这个结论——“变法=军费”之谜。
研究王安石变法，一般来说，历代有两种层次。第一，就事论事。这是根据王安石新法的每条逐个细想，与旧法相对照，再结合宋朝当时国情，来分析出他是错是对，是先进还是蛮干。
基本这种分析，最多只能得出来宋朝当时必须要变法，不管有没有王安石，神宗都得变。只是有了王安石，变得更彻底、更矛盾、更惨烈而已。
所以，从立意上说，王安石是绝对对的；可是从细节上说，司马光等人也有道理。这就是历代最常见的一种论调查。
第二个层次，就是跳到历史的天空中去，结合历代史实知识，来分析王安石新法是他独创的吗？如果不是，前人实行过程中的效果怎样？
这种分析法出现，王安石的高大形象就会萎缩不少。因为查历史书就会清楚，他的新法极少有是他独创的，比如青苗法。总有人强调，这是他在做底层官员时，在某地实行过，效果非常好，才在全国推广的。不，不是这样。
青苗法起源于唐朝中后叶，唐朝中央政权被各路藩镇分割，除了军队数量不足外，更悲惨的是没钱。青苗法就在那时出现，其主要目的就是为皇帝创收。
什么救民不救民的，皇帝都快饿死了，还谈什么老百姓。
再比如均输法，它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期。由桑弘羊这位在近期宋史里频频出现，每次都和王安石挂钩，被反对派骂得狗血淋头。其实也该骂，均输法都是汉武帝与匈奴掐架掐得最狠，搞得军费飞腾，国库见底时搞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。
前后一共搞了两次，国内矛盾激烈程度比这时的宋史只高不低，可真的帮助汉武帝度过了难关。再比如方田均税法、保甲法、保马法等其它法令，也能在各代史书中找到实施过的根据。于是结论出现，王安石的学识绝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超逸绝伦，冠盖当时。
他最多只是个传道者，往好里说是集古人之大成，刻薄些相当于文贼，偷窃古人成法，而且是效果不佳名声不好的各种法，真是脑子短路，难怪把宋朝搞得官场混乱、党争剧烈、外交僵化、经济崩溃，直至几十年后亡国……
持这种理论的主要有后来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，以及后来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阶级，也就是国家的官方认知。
但这就够了吗？除此两层认识之外，就没有别的疑问存在了吗？比如说，王安石、宋神宗就算再白痴，他们作为当事人，总会知道这些法令在当时朝代里的成绩吧？
有那样的前科，怎么还会玩命的推行，不遗余力，不留余地，拿自己的国家猴耍，不耍死不罢休？
很显然他们都清楚，那么还这样做了下来，就一定有他们的用意。这就必须得有第三个层次的答案才能解释得清。
即“军费”说。
得出这个结论，首先要站在前两层认识的肩膀上，了解了第一层中宋朝当时的现状，再结合第二层里分析出的明知新法有弊，却知难而进的行为，再当一回事后诸葛亮，参照之后宋朝七八年间发生的事情，才会得出“军费”说的结论。
而它的萌芽，却种在宋神宗刚刚登基的时候。
我们回忆，他上台之后曾经第一时间“求言”，让大家针对国事敞开了说。就在当时众多顶级大佬们的发言里，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曾经也写过一篇奏章，这篇奏章和这个人在这之前什么都不是，而之后，他成了北宋史上一段最有争议，也最为辉煌的军事传奇。
有一个疑问，一直以来，提起宋朝的军人，如果要排名的话，三百年间第一人没有任何争议，是岳飞。具体到北宋，有人说是潘美，有人说是狄青。
说潘美，那是从战绩上讲，平南汉灭南唐，攻燕云战辽国，潘美是宋初时汉人最强的将军，这无可争议。远比“模范军人”曹彬强万倍；说是狄青，公平地讲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悲悯苍凉的无奈情结。
自古英雄多悲剧，狄青的一生太不公平了。
但是事实上，北宋还有一个人，他的战绩堪与潘美媲美，相比绝不逊色，甚至尤有过之。而他的悲情之处更远在狄青之上。狄青千年传诵，而这个人始终处在争议的漩涡里，被历代的写史、传史的士大夫阶层有选择地忘记。
他的名字叫王韶。
王韶，字子纯，江州德安人。他首先是一个文人，走的是一条正统之路。考中了进士，当上了一个小官，分配在新安县任主簿，后调到建昌军当司理参军。
他很求上进，任期中参加了制科试，可惜这一次他落榜了。就在这时，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，堪称官场不着调行为的经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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